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战争是凶恶的工具，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到它，性情恬淡、胸怀宽广、心存国家危亡的人是驾驭战争的首要人选，而嗜杀成性、性情残暴的人不适宜于实现志向统治天下。战争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存亡，天下形势的割据，所以用兵必须慎重。

拯救危乱，师出正义，兴师用兵，为不得已而为之。

持正的“仁义之师”，才可攻伐天下使百姓服从。

《群书治要》之《吴子?图国》对战争兴起的原因、名义、平息方法进了剖析。“凡兵所起者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困饥。其名又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危民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此其势也。”

也就是说，大凡战争的兴起有五种原因：一是争夺名誉；二是争夺利益；三是积怨日久；四是内部动乱；五是饥荒贫困。起兵的名义也有五种：一是正义之师；二是恃强之师；三是愤怒之师；四是凶暴之师；五是违逆天理之师。禁除残暴制止动乱叫义；依靠兵多将广而讨伐他人叫强；因为愤怒而起兵叫刚；抛弃礼义贪图利益叫暴；不顾国家危难、人民劳苦而兴师动众叫逆。平息这五种战争，各有不同的方法：正义之师必用礼来使其折服；恃强之师必用谦让来使其顺服；愤怒之师必用辞令来说服；凶暴之师必用奇诡之术来制服；违逆天理之师必用权宜之法来制服。这是其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

《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合乎正义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内外亲属都会背叛他；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人都会归顺于他。

在这里，我们把“道”理解为“正义”。那么，什么叫“正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正义”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这是富于现代气息的解释，与其最初含义一脉相承。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子?离娄上》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施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赢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是无人可敌的。

第四节

选帅重德才，小人乱邦怎能重用

统兵选帅是重中之重，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

“勿用”是不能重用，但不是不用。对“小人”，要给点事让他忙起来，但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残酷无情打击“小人”，往往会招致丧心病狂的报复。

统兵选帅是重中之重，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

用兵胜负在于择将选帅，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统帅必须中庸公正，老成持重，不可好战喜功，可获吉祥，没有灾祸。选准德才好的主帅，自然会训练出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才会兴兵作战师出正道，才会凯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中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意思是：才能与德行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上的俗人一般分不清楚，一概而论称之谓贤明，往往会看错人。所说的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等品行；所谓德行，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等品质。才能是德的辅助；德行是才的统帅。云梦生产的竹子，天下都称其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硬的东西；棠溪那个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认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铸，不锻造出锋芒，就不能作为兵器刺穿硬甲。所以说，德才兼备才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则称之为愚钝的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则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来辅助自己，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来做善事帮助他人；而小人持有才干来做恶事损人利己。持有才干做善事帮助他人，能无善不为；而凭借才干做恶事损人利己，就无恶不作。

愚钝的人即使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能够制服它。而小人的心机足以使他的阴谋得逞，他的力量又足以施展暴虐，这就如恶虎生长出翅膀，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行的人是令人敬畏的人，有才能的人是让人喜爱的人；对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敬畏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能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难道仅仅是智伯吗？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能与德行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史记?王翦白起列传》和《资治通鉴》所载史实可以佐证，秦始皇欲占领楚国，征求将领意见，李信说需要二十万人就够了，老将军王翦说需要六十万人，秦始皇任用李信出征大败而归，而后任用王翦出征，结果大获全胜，占领了楚国各地城邑。

错用小人将败乱邦国，不能重用小人，但不是不用小人。对小人不重用是基本原则。对小人给点力所能及的适当工作还是可以的，并不是要坚决不用而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因为任用经验不丰富、军事修养不足的无德“小人”，则凶险无比，将会牺牲无数战士，甚至导致国家灭亡。

这是历史上无数流血失败总结出的教训。

《易经》多处提及君子与小人，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后世治国理政的宝鉴—《贞观政要》，其中卷五诚信第十七魏徵谏言对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进行了阐述：“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郅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防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但内心并不一致。君子善于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在危难时刻绝对不会苟且偷生，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小人却不然，他们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道唯利是图，常常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而自己却苟且偷安于世。小人能够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听不到真实情况。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诚如孙卿所说的：“让有智慧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

具有中等智慧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这是很明白的事。

《群书治要》之《体论》中说：“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访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天底下最大的恶劣行径有五种，而盗窃不算在内。一是心性洞达事理而又用心险恶；二是行为怪僻却又意志坚定而不知悔改；三是言语虚妄而又善于狡辩；四是专记恶行而又到处大肆宣扬；五是随顺邪恶之事而且将其粉饰美化。这五种恶劣行径，只要有一种，就不可不杀，何况五种恶劣行径兼而有之？将这样的人安放在身边，向他询问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国君还能够端正自身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啊。

第五节

帅德中正，壮丁训勇纪律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