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

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法令还规定，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这条法令，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第四，有军功的各按标准升爵受赏，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如果私下斗殴，将按性质的恶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条规定，将百姓的暴力引向战争，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权，为百姓开辟了一条向上层社会升迁的道路。商鞅强调按军功授爵，激发了下层有才之人的斗志，为秦孝公招揽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确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饰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军功是百姓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商鞅仍然强调爵位的尊贵，这有利于提升有军功者的社会身份。

法令还特别规定，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能够享受社会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极富也不能享受社会荣耀。

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鼓励农耕政策上；第二强调建立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战争方略；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很单调，处罚严苛，过于冒进，容易引起百姓不满。百姓懒散惯了，突然实施整理户籍和连坐法，他们深感不适应，虽然如此，但威慑于商鞅的严刑峻法，不敢多言议论，只能将不满往肚子里吞。

新法实施了一年多，百姓怨声载道，仅是国都就有1000多人非议新法。商鞅声威凛然，但也不敢轻易触动众怒，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变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树立威信，正想杀鸡儆猴，有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诉秦孝公，新法难以推行，因为上层随意冒犯，下层接连效仿，致使新法丧失威信。

城门立木树立了改革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惩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

触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但是，如果不惩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两难之际，商鞅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被处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汁。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下层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

《史记》记载，“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意思是惩罚太子的监督者和老师后，秦国百姓都按新法令行事，可见商鞅这个改革家既坚决又果敢。

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后，再没人敢非议和敢阻碍新法。反对的言论被压制后，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户户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占山为王或者拦路抢劫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

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发展迅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战，以私斗为耻。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指向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内则社会秩序安定，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国家虽然富强，但社会仍处在高压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惮连坐法。生活在秦国，百姓必须事事小心，处处留神，不能说错话更不能做错事，仿佛头顶悬有一柄利剑。

经过几年的改革，原先非议新法的人获得利益后，开始鼓吹新法。商鞅听闻后，认为那些人会扰乱教化，于是将他们迁移到周边小城。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作为改革家，商鞅十分刚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