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还有电话，都是缴纳一笔固定的费用，然后享用电话服务。而不是根据流量来计费。水费也大致类似如此。不过现在的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因为电话按月付费，很多人就抱着电话不放，用水也是大手大脚根本不知道节制。

“启公现在可是中国最大的包租公啊！上海一地怕是有十万租客了吧。”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好的总比坏的多。

梁启笑道：“这个包租公做得，做得啊。老夫做的畅快。”

上海未必有十万租客，但是全国有百万却是肯定的，能为全国百万人提供便宜的体面住处，让居者有其屋这种理想还是很让文人有成就感的。

只是：“好像还是有许多人搭着窝棚啊？”

对此杨潮很不理解，理论上来讲，公屋租金并不昂贵，上海的城区工资水平已经完全达到了日薪一两的水平，只要能找到工作，一个月3o两银子是有保证的，公屋的租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一个月现在是1o两银子，不过普通工薪阶层三分之一的工资水平，却能享受到廉价的电力和比较方便的用水，但是很多人还是宁愿在空地上搭个窝棚，在河边，在桥底下到处私拉乱建。

一个自由的大都市，总是不可避免这种贫民窟的出现，可现在上海的贫民窟中居住的却不仅仅是无业游民，有相当多都是赚不少钱的打工仔，可他们省吃俭用宁可将三分之一的工资省下来寄回老家，也不愿意花在改善居住条件上。

梁启对此也很郁闷：“哎，现在住公屋的，都是中产阶层。大批一个月挣上百两银子的体面人喜欢住公屋，反倒是那些穷人舍不得住。”

杨潮点点头：“一个月三成的工资交了房租，确实很有些舍不得。老百姓还是穷啊。”

梁启点点头，要是每个人都能挣1oo两一个月，也就不会舍不得这点钱了。

杨潮又道：“还有就是管理不到位。私拉乱建到底还是需要地方的，可是那河边、桥边可都是政府的公地，等于是平白被百姓给占了。官府想来不敢得罪流民，所以就只能容忍了这种现状。可是他们私拉乱建造成的污水横流，不提影响感官，这对他们的个人健康影响可不好，怕是疫病流行啊；还有生命安全也不利，太容易生火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