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先的诱降对象是蒋介石，因为蒋并未放弃“由和平的外交方法”以解决中日战争的幻想。但日本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而蒋介石面对党内、全国军民强烈的抗日呼声，在民族大义面前始终不敢越雷池。

于是，日本不得不转向亲日的汪精卫，希望借助汪在国民党的地位及以往的声望，把他拉出去以造成国民党严重分裂，这样，蒋介石即使不妥协，也不能指挥全局。

当日本“扶汪弃蒋”策略一抛出，汪精卫便迫不及待地表白愿意充当傀儡，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对抗战活动。

1938年10月12日至21日，汪精卫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

他还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全实力”、“颠覆政府”，并借国民党火烧长沙一事攻击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将“大家都变成大贫”。

11月29日，汪精卫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告之“中日和平已经成熟”，“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还向陈公博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

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

29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日本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而日本方面，则以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对在上海达成的协议没有异议。至此，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行动计划完成了。

按照计划，汪精卫应在12月8日离开重庆，但恰遇蒋介石从抗战前线返抵重庆，还通知汪精卫于9日到南岸区黄山官邸谈话。

汪精卫与蒋介石见面后，汪精卫仍坚持对日主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蒋介石的到来，使汪精卫不得不改变计划；日本首相近卫也只好一再推迟发表声明。

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觅得出逃时机。飞机在下午1时多，飞机抵达昆明。

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汪精卫只请龙云一人去机场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

19日下午，汪精卫等人便由昆明逃到了河内。

为制造假象，汪精卫在起飞前还曾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赴昆明时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