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武丁，在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对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其集中王权的方法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尚书·说命》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的君臣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天赋王权”，所以“君君臣臣”是有道理的，因此建立了一种君臣尊卑体系，也是一种阶级化的社会伦理。

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所谓“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于是，商朝在武丁时期建立了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所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终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

武丁这么做，在当时来说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在任职特权上的否定，大大加强了商王选拔官员的自由度，对王权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主要是依靠神权，《尚书·君》中说：“时则有若尹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所以列举的权臣皆是“格于上帝”的巫师，神权构成对王权的主要威胁。

商代的神权最主要表现于祭祀权，后世有研究表明，武丁前期的祭权十分分散，多种非王卜辞都有频繁祭祀祖先的记录，有的甚至祭祀商王的远祖。针对这种情况，武丁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对祭祀进行了改革。

而与此同时，武丁时期，特别是通过对土方、舌方和羌人等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不仅消除了边患，有利于边疆的开拓和发展，而且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财物和奴隶，从而又促进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

高务实忽然觉得，朱翊钧把他自己比作武丁恐怕真是意有所指，这边功方面尤其明显。

既然边功方面如此相像，那么其他方面又是否一样呢？

君臣伦理，这一点应该不必皇帝再强调了，现在没人敢对此发起挑战，皇帝大概也不会认为这方面有什么隐患。

官员任命权？这是皇帝的权力，大明朝在这一点上也并无太多隐患，皇帝想任命谁就能任命谁，即便内阁辅臣，皇帝想要中旨任命也不是不可以，只要那人敢做就行。

虽说“只要那人敢做”本身经常出问题，但臣子不肯就职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而并非皇帝没有任命权。所以高务实认为，皇帝这里并不是暗示要他帮忙夺回官员任命权。

那么，还有什么人事权力不在皇帝手里吗？似乎是有的，在今天这个皇嫡子满月的特殊时间，皇帝忽然以武丁、傅说来暗示，难保不是指皇帝失去了对太子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