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程既反过来保障了渔猎经济继续维持的动力，也扩展和壮大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人口的增长、社会需求的增加等，当女真简单的社会组织凭借渔猎和贸易无法满足自身发展，就相应地滋生了更多的掠夺行为——不管是王杲当年的寇边抢掠大明民间，还是努尔哈赤口中即将爆发的叶赫、哈达之战，都是这种情况。

女真以敕书支撑的多种经济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大明严令禁止的铁器、大明封赐的种子和耕牛等，也被以各种正规或者不正规的手段传入女真。

实际上在当下，农耕生产已经在女真各部中被广泛应用，农耕经济的带动下，越是离大明边境近的女真部落，越是迅速地利用以敕书进入京城和马市的机会发展自身的手工业，如织布、盐业、制陶、冶铁等，对军事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助力。

所以可以说，敕书在经济上的作用对女真的吸引力更大。

正是因为敕书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拥有敕书也就拥有了通过贸易增加财富和各项实力的机会，因此在女真各部崛起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敕书的激烈争夺。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大明的敕书怎么发？发多少？如何分配？

理论上来说，既然是敕书，那这些事当然都是由皇帝决定。

但这只是理论，实际上皇帝可能连女真那些乱七八糟的部落名都记不清，他怎么知道该给谁发、发多少？

所以，皇帝得靠边臣、边帅的建议来发放敕书。而辽东这地方偏偏拥有一定的特殊性：边臣来这里一般干几年就走了，而边帅边将则多半都是当地人，对女真人内部的形势、实力等更加了解。

等到了李成梁镇辽之后，他这辽东总兵一干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打赢了无数大仗小仗，在辽东的声望一时无两，敕书既然本来就是控制女真的手段，那敕书怎么发，还能不问问他吗？

所以现在的实情就是，理论上发给女真的敕书是皇帝掌握，实际上是以蓟辽总督、辽东巡抚和辽东总兵的建议为准，而鉴于辽东的特殊性，蓟辽总督和辽东巡抚在很多时候又会以李成梁的意思为主要参考。

因此，李成梁实际上是整个女真的干爹！

为何不论尼堪外兰还是努尔哈赤，都下意识称呼李成梁“大爷”？

因为李成梁对于女真人而言，真的就是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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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条书评，大意大概是古勒寨之战拖慢了节奏，解释一下：古勒寨之战出现的几个重要人物，如杨元、祖承训、李平胡、李如梅等，都是平定壬辰倭乱之战中的重要人物，我得提前让他们出场露个脸，并且表现一下性格特点。类似的“为十年后做铺垫”，前文中已经搞过很多次了，坑也基本都填了。所以不要急，我没有瞎写一些没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