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她给我的帮助很多。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

“对。”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困惑迷惘地回答。

“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弟弟给我写了信。说您要搬到这里来！”这位年轻太太在镜子前面摘着帽子，继续说：“我和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是老朋友，他常常跟我讲起您。”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话语缓慢，可是她的动作却很快，很有力度。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满含着微笑，显得年轻而明快，可是眼角上已经明显地有了些细密的皱纹。小巧的耳朵上面好像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闪着银光。

“我想吃点东西！”她说，：要是能喝上一杯咖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