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五年，刘六刘七起义爆发，起义军克济宁后，冲入鲁西南，克十县，其中包括曲阜县。起义军并对距曲阜县十里的阙里（按：孔子故居，代指孔府）进行了大肆破坏。

起义被镇压后，因圣人家被破坏而颜面扫地的朝廷痛定思痛，移曲阜城于阙里，将立于被赏赐的土地中间而无遮无挡的孔府包在新建的城砖石墙内，称新城。原曲阜县城则称旧城。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了保护一个非王族而修建了一座城的故事，空前绝后。

从正德八年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曲阜近乎等同于孔府，孔府等同于曲阜。

而从唐懿宗咸通年的孔续为曲阜县令开始，曲阜城的县令只有一个姓氏。间或有县令因作女干犯科，失职不法而去职，但因历代衍圣公保举本家任职县令，朝廷一般都给面子，后来就留下了惯例。

曲阜县令虽然被孔氏把持了好几百年，但形成惯例之后，县令与衍圣公的关系未必好——衍圣公手头紧一紧，县令考绩什么的都完不成。

县令为了考绩全听衍圣公也不行，若全由着不着调的衍圣公，履职不力、包庇不法这两个罪名可不小。

此际县令孔贞教并非与孔尚贤本支，他当县令仅仅是因为本家而已，这家伙与衍圣公孔尚贤近乎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