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课桌成了一时间的风景线。

西安的迁汉中，长沙的迁昆明。

那么多学生，老师再次出发，从长沙到昆明，除了绕道越南，缅甸的，大部分都是徒步，从长沙经贵州走到昆明的。

清华，北大，南开从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加上南迁的脚步，比红军长征还走的远的多。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撤退，一塌糊涂，可以说，旱的的旱死，涝的涝死。

提前有准备的，就能抢占资源，比如南京的中央大学。

从迁徙开始，南京到重庆，没有损失师生不说，只用短短几个月就复课了。

不仅因为他们有南京政府的特别对待，关键他们校长罗家伦很睿智。

在三五年时候，他就到了一次重庆，认为山城适合防空，也适合必要的时候，中央大学立即迁川。

卢沟桥枪声响起，罗家伦当机立断，第一时间联系了民生公司，不仅学校试验器材，学生，老师，完好无损的到了重庆。

他的校工也很厉害，徒步一年多，连学校养的鸡，鸭，牛羊，一起赶到了重庆。

罗家伦在重庆看着自己学校的眼熟的牛羊背上驮着鸡笼鸭笼，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更过分的是，中央大学执行的坚壁清野太彻底了，他们学校用于医学研究，学生解剖的尸体，也从南京拉到了重庆。

周小山上辈子查到这个资料时候，真觉得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