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农场三分场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棉田里，一条条棉陇像地球仪上的经线整齐地排列着，近看似乎略有弯曲，远眺却是一线笔直。地头旁边，一条宽阔的机耕道（专为农机车辆下地作业行驶时留出的道路）平整地向远方延伸着，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挺拔向上，伟岸的身躯，舒展的枝条张扬着它的苍劲，勃发着它的生机。虽然是五月初的季节，气温忽高忽低，但白杨树的叶片已经完全舒展开了。

将红色拖拉机停靠在白杨树下这个名叫钟海涛的青年是五一农场三分场的一名拖拉机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塔里木河沿岸的南疆农场，能够当上一名拖拉机手，那是一件让年轻人特别羡慕的工作。就连许多机关甚至农场党委领导干部也是从拖拉机手里选拔出来的。钟海涛是土生土长的边疆农场第二代职工，父母都是五十年代从内地支边来到五一农场的。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放弃了复读，在农场参加工作了。两年后，他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而同在一个农场，同在一所学校，同在一个班级的方锐却比较幸运，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毕业后还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跳出农家门，成了城市人，吃着商品粮，住着公家房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再也不愿回到农场工作了。虽然农场职工也是拿工资的，但它毕竟姓“农”，能有机会跳出“农门”是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啊！而方锐却在首府上完大学后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这个要求当然很快得到五一农场党委答应了。毕竟，农场是缺乏人才的。大学毕业后还能够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的年轻人真是凤毛麟角啊！

其实，对方锐来说，主动要求回到五一农场工作，还有她个人的因素占绝大部分，那就是她实在太爱钟海涛了。两人从小在三分场一起长大，打记事的时候起就在一起玩耍，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了。上学后，两人同在一个班，又因为都爱好文学的缘故，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上了高中，尽管学校三令五申不准谈恋爱，但两人还是悄悄确立了恋爱关系。同时，方锐的父母都是农场职工，而且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和农场许多老职工一样，她的父母是典型的忠厚老实型职工。父亲方其武只知道埋头干活，三分场有什么比如夜间守场看护粮食和棉花场这样的重要工作，单位领导们首先想到了他。由于年轻的时候吃苦较多，方其武落下了严重的胃病，需要人照顾。所以对方锐来说，回到农场工作，不仅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还可以照顾两位老人，而且方锐更明白，大学毕业生能回到农场工作，那是相当受到重视的。与其在陌生的城市里工作，不如回到熟悉的农场里做一份事，这样今后既能和自己最心爱的人钟海涛长期相守，又能照顾患有严重胃病的父亲了。

方锐回到农场后，五一农场党委破格分配她到三分场担任文教。所谓的“破格”是因为，按照八十年代中期五一农场干部选拔任用的惯例，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职工，必须经过劳动锻炼两到三年时间，即通过“劳动关”，再由基层单位根据本人的工作表现，经职工推荐和分场党支部开会研究上报给党委组织部门，再由党委组织部门到基层单位进行全面走访和了解，并经过笔试和面试，政治素质考核和文化知识考试都过关了，最后上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研究通过，组织部门下发任命通知，才能走上业务干部岗位的。而方锐是从当地学校走进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在文教岗位上。虽然文教是农场里最小的官，可也是经过场党委研究、常委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才能担任的。再说了，那时候的农场领导干部哪一个不是从最基层单位干起、然后才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呢？就连六十年代上海支边进入农场的那些从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也没几个能一下子跨出两三个级别当上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的。所以，方锐的“级别”虽然是最低的，但没经过劳动锻炼就直接提拔任用已经算是“破格”了。

边疆农场的初夏时节，主宰大自然的造物神总是喜欢用她手中那蘸满浓浓颜料的画笔，在天地间肆意地挥毫泼墨，在蓝天白云下张扬出一个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在高山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多彩多姿的画卷。于是，在苍穹之中，或墨深，或清绿，或桃红，或降紫，完全地脱了鹅黄的底子，她们是这般的葱葱茏茏，又是这般的葳葳蕤蕤，不再浅薄、不再稚嫩，把生命的层次浓浓的展现出来。

此时的钟海涛顾不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正在焦急地来回走动着、焦急地向远方观望着。此时，一个灰点向403地号快速移动着。钟海涛知道，应该是方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