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士兵战死后，也要及时替补，让许多不愿意当兵的人，被强行送到了军队，因此时常会有想逃离的想法。

而且朝廷对军户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不但要自己承担盘缠费用，待遇也很差，士兵长期在饥困、劳逸中挣扎，集农奴与苦役于一身。

不打仗的时候不是种田就是要做工，比如修建宫殿、陵墓、城池和工事等等，这也是造成士兵逃跑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一些到了适婚年龄的士兵，却很少有人与军户联姻，嫌弃他们穷，嫌弃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等等，他们也不得不逃离军队。

当然这些事情他们二人在汇报的时候说得也比较含蓄，但此事交给兵部后，兵部因为监管不力，负有极大的责任。

兵部为了逃脱责任，在对此事进行复奏并加以解释时，又将这些情况扩大说是他们二人在指责朝廷的制度，这让朝廷面子上挂不住。

再加上大学士刘吉与宦官蒋琮的推波助澜，极力要求朝廷下令处置他们，最终朝廷下令让他们二人补任外地官职。

尚书王恕直言上奏章说：“不治缺失军员的罪过，却治执法大臣的罪，用什么来让天下人信服！”

王恕两次上书谏诤，谏官也陈述理由援救，可惜未被允许。然而，科道官员们没有放弃，又极力谏诤，最终才使得他们得以调任京城的首领官。

而骆安在将画卷寄往京城的同时，也对此次陕西临洮府这起开天门事件做了一个汇报，同时也提到在襄阳去往临洮的途中遭遇了劫匪的情况。

并把自己的怀疑，即流民之中或许有锦衣卫和士兵的事，也一并告知了孝宗。

孝宗这才得知，这一次军中十万之计的逃兵，原来有不少都已经混入流民之中，想以朝廷对流民的政策在外地秘密落户。

然而让孝宗更气愤的是，这些逃兵混入流民之中，却还实施拦路打劫的恶劣行径，实在可恶！

孝宗气愤不已，他又将兵部训斥了一顿，同时下旨让襄阳地区的官员一定要将混入流民之中的逃兵筛选出来，然后押送回去继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