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黄宗羲列举了唐宋的例子。

隋文帝首开科举之时，科举考试只有一科，就是“策问”。

“策”，就是对当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时务问题阐述观点，作出评析或提出改革方略。

可见科举最初之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经纶济世之才。

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没有八股限制，考生可挥洒空间很大。

试题内容更是无所不包。

不仅考儒家典籍，还要考道家的经典，还要考诗词歌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军事、法律、盐政、漕运等治国方略。

苏东坡正是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实务问题，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顺利考中进士。

正因为这个原因，唐宋时期的文学家很多出自朝堂。

张九龄、高适、岑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名人都可谓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栋梁之才。

而反观大明，进士们却难有什么出众的才华。

云逍暗自点头，不愧是历史上的大牛，一下子就点中要害。

指挥棒，决定了一切。

要改革，首先就要改变指挥棒。

其实还有一点黄宗羲没有说到。

在世界的西方，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拉开帷幕，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而大明的科举制，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书生的个性全部裁掉，剩下的只是框框里的“之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