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朝廷里的官员大多是南方人，就连很多儒家大学者，也基本上来自南方。

监考的、出题的、批卷的官员，连皇上严格来讲也是南方人。

就算他们心里没有任何偏袒，凭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好坏，不经意间也会偏向南方人一些。

这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决定了的。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学术门派的问题了。

同一本书，不同的老师解释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论语》里头那句经常被翻来覆去讨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方式一变，意思就能彻底翻个个儿。

有人觉得，这是孔子提倡的愚民手段，只让老百姓照着干，却不告诉他们为啥这样做。这种理解，历来不少帝王还挺乐意采纳的。

但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特别是联系上前面那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话的味道就全变了，变成说百姓认同的事，就放手让他们去做；不认同的，就教他们懂礼乐的重要性。

更有甚者，还有第三种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秦汉那时候起，对于各种经典的解读和辩论就没停过。因为早先的书上没有标点符号，虽然到了明朝，标点有了，但比起后来那些五花八门的符号，还是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