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全部都表完态了，李初年看着赵敏，道：“赵敏，你的观点呢？”

赵敏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

李初年当即又问：“你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打还是不打，我对军事一窍不通。”

李初年又看向了王畅，王畅道：“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如果我们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与敌人相当，那我们完全可以分而歼之。因为我们是打埋伏的，我们就占据绝对主动，而敌人则非常被动。如果我们的人数和敌人相当，但武器装备不如敌人，那就放走小股敌人，将大股敌人歼灭。当然能全歼之最好。如不能全歼之，那我们就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大股敌人。只要将大股敌人歼灭了，那小股敌人就不足挂齿。不好意思，我说的比较多，因为我是从部队上回来的，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李初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悦色，道：“大家的发言非常好，总之一句话，那就是敌变我变，绝对不能固执己见。如果敌情变了，而我们还是墨守成规，我们不但不能歼灭敌人，还可能被敌人内外夹击。这样的话，吃败仗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直到此时，赵敏终于意识到李初年讲这个军事问题，可能针对的就是自己。

李初年道：“经营企业和行军打仗是一个道理。镇政府是指挥部，各个乡镇企业就是各个集团军。要想打胜仗，那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镇政府这个指挥部要下一盘大棋，各个棋子就要严格遵守军纪，服从指挥，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如果各行其是，岂不是乱了套？还怎么打胜仗？”

大家都听出来了，李书记的讲话就是针对赵敏的。

李初年道：“我们既然要开会，那就要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我们还开什么会？”

会议室再次鸦雀无声，大家的态度都极其认真。赵敏虽然低着头，但李初年讲的每句话，她都在认真地听。

李初年深沉地道：“我们的党为什么能最终夺取革命胜利？军纪就是制胜法宝。不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还是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无一不是奠定在军纪之上的。1949年我军解放上海的时候，几十万的解放军都露宿街头，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民宅扰民。就这一条，迅速奠定了我军的良好形象，得到了上海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同志们，如果没有严格的军纪，上海能如此顺利地得到解放吗？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鱼龙混杂，世界各国都在盯着。我军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世界各国强烈的反响，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军纪严明的军队。我军赢得民心，不是靠的洋枪大炮，而是靠的军纪。作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要有严格的纪律。纪律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