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致富，先修路

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必然导致的就是都市和交通的繁荣和发展。商业发展以后，都市开始逐步演变为商业的集散地点，而由于货物的往来运输，交通的发展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我国从夏、商之时就出现了城市和都邑，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的非常不同。那时的城市是王公们勒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不仅非常小，而且，城中的居民也还要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它和乡村并没有很大区别。后来到了春秋时代，等级制度开始变得更为严格，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对城市大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城市不可能有很多人，自然也不会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就像战国名将赵奢所说的那样，城虽然大，城墙也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虽然多，也没有超过三千家的。后来随着等级制度的瓦解，城市也开始起了变化。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城邑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逐步瓦解，一般城邑的大小甚至都超过了从前的国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这在从前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场景。城市的迅速发展也造就了一些有名的城市，例如，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丘，等等，这些城市有些虽然不是国都，但非常繁华。

《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描写齐国都城邯郸的话：“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说的是在临淄的道路上，车轮与车轮互相撞击，人与人的肩膀甚至可以互相摩擦，把人的衣服连起来可以做成帘子，每个人都举起袖子就能够形成大幕，每个人擦一把汗就可以挥洒成雨，人人家里家底丰厚富裕，志气极为高昂。这是苏秦在说服齐宣王时所说的话，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临淄城的繁华。从目前考古的发现来看，临淄城的总面积达60多万平方华里，城内街道宽广平坦，虽跟现在的城市没法相比，但在当时也算是十分繁华了。考古学家在临淄城里还发现了冶铁、炼铜、铸币等各种手工业的作坊，可见那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经非常发达了。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大城市的街上已经是店铺林立了，卖酒的，卖四方土特产的，卖手工业品的……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井然有序。

在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交通作为联系各城市的纽带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刀币是齐国的通用货币，考古学家们在齐国东边的今山东海阳、平度、日照等地发现了许多齐刀币。据此不难推断出，这一带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齐国的很多商品都通过这里流往东南的吴、越地区，而吴、越地区的很多商品也从这里流入齐国。在齐国，像这样的商业贸易网点还有很多，像西部以现在山东的济南、历城等城市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北部以牟平为中心与燕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等等。

商业的发展，对很多交通要道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交通枢纽也往往是贸易的中心。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诸侯国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古钱币不仅包括燕国的“明刀”，甚至还有铭文为“安阳”和“平阳”的布币。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三晋的商人就曾经经过这里。

从很多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已经对西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了一定了解。当时的书中已经有了对昆仑山、火焰山、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的描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那时中原地区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等一路向西，被运往新疆和中亚地区，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这些贸易上的往来，当然是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的。由这种交流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中原经大西北到达中亚地区的交通贸易非常活跃。在这种贸易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由于秦国地处西部，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秦人”的原因。

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韩国的商业、交通都十分发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例如当时的宜阳，就是可以与赵国、楚国等进行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

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由于贸易上的往来，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沟通，达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交流局势。这对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东周列国、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无可置疑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地主阶级，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而在战国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当然，在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而且在很多的国家，其权力还很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能够买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北方的走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东方的海鱼、海盐，可谓品类齐全。通过商业交换，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丰富的水产品，农民常年耕种，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买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就可以买到粮食。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大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对一般等价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一般等价物逐渐规范化和固定化。历史记载，墨子弟子耕柱曾经到达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却可以分为三类，即金、银和铜。还有记载称，当时张仪到达楚国，问及楚国的财富几何，楚王便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可见这些都能够列入财富的范畴。最早将黄金白银作为贵重货币的，当属东周后期的楚国，而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则成了各国通行的货币。

历史记载，周人有一个风俗，就是特别喜欢从事工商业而鄙视做官。通过从事工商业，他们能够获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润。随着时代的发展，就连深受孔子儒学思想的鲁国，也大兴经商谋利，商业变得异常繁荣。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甚至西边的秦国，也发展起了商业。直到商鞅的出现，重农抑商政策施行，商业才有所遏制，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并不为当时的东方六国所取，秦国也在商鞅死后，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商业，由此而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改变。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表现了秦国商业的繁荣，为了能够很好地和其他国家交流，商业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频繁，以至于到了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参与到了秦国的政治中来，成为秦国的丞相，把持秦国朝政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