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稳定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两大任务的同时，秦献公也着手进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秦国经济，控制秦国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几乎照搬照抄自魏国，但是其在秦国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蓝田、善、蒲、明氏等边境地区被秦献公改造成了县，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就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秦献公得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第二年，秦国建立起了市，用来发展和管理工商业，通过抽取营业税，秦国获取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国库一改往日的匮乏，变得充实起来。又过了三年，秦献公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农忙时必须互相帮助，以保证农业的旱涝保收，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全民皆兵。一人犯法，五家与之同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极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社会治安状况。

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在一开始时，秦献公并没有急于和东方六国争夺霸权。反而是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任凭东方六国打得如何火热，秦国就是岿然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秦国人对于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之时的辉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

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秦献公在其晚年时，终于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抓住时机，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秦国很成功地将矛盾从人民内部转移到了国际之上。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当然，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魏国的河西之地。当初迁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决心。秦献公贵为秦国国君，必然会兑现当初的承诺，他一直等待的是成熟的时机。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大举攻击魏国，在失去了吴起的情况下，魏国一败涂地，吴起所攻占的河西之地，全部重新落入了秦国的手中。秦军甚至一度达到了魏国的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杀了6万魏国军队，经此一战，秦国以前所未有的胜利者姿态重新站在历史舞台。秦献公将战争中所收获的领土，都封赏给了地主和旧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是秦献公没有料到，数年之后，一个名叫商鞅的人，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而今日为了缓和矛盾而分封的土地，也成了多年之后改革运动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然，此时秦献公所获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秦献公获取了对魏战争的胜利之后，周显王赐予了秦献公“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两年之后，秦国和魏国再次交战，这一次的战场在少梁。此次战争，魏国再次遭遇了惨败，甚至连魏国的相国公叔痤也被俘虏。不久，秦献公去世，即位的是秦孝公，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就要开始了。

而远在东方的魏国似乎感觉到了危机的到来，在秦献公逝世的第二年，便将都城从山西的夏县迁到了河南的大梁。

少梁之战的胜利为秦国赢得了20多年的稳定，毫无疑问，秦孝公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去发展壮大秦国。于是，有人论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方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