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在正旦大朝的暴风雨来临之前，京城恢复了短暂的宁静。

朱祁钰每天的任务，就是接见立功将士，安排军队调动。

转眼间便又过去了数日。

十二月十五日，到今天土木堡之变整整过去了四个月。

朱祁钰已经接见完了立功将士，这日一早，便召集大臣们前来参加小朝会。

早朝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两位吏部尚书。

王直已经是第四次上书，请求致仕。朱祁钰早就想让这位老尚书回家去了，但还是维持了基本的体面，温言挽留了三次。

现在到了第四次，朱祁钰对陈循吩咐道：“既然王爱卿心意已决，那内阁便拟吧，将王爱卿由太子太保晋为太子太傅，许其以原官致仕。”

朱祁钰和王直之间也没什么个人仇怨，体面也给到了。王直以原官致仕之后，依旧可以领一份吏部尚书的俸禄，加一份太子太傅的俸禄。而且正式进入景泰朝之后，百官的俸禄还会年年上涨。

至于王直为什么非要坚持请辞，也是因为最近在大同审查贪官，越查越心惊。

王直心里也非常清楚地明白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山西官吏种种恶行劣迹，你们这吏部尚书和山西巡抚不应该负责任吗？但只还要点脸的话，你们就自己请辞致仕。非给脸不要脸的话，就别怪朕不客气了。

就在数天前，王直拿到朝廷的邸报认真翻了翻，上面赫然写明了皇帝对罗亨信的处理意见：

前有瓦剌大军‘无声无息’进入山西设伏，后有宣府防区守将‘无缘无故’弃城而逃。巡抚大同宣府、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失职失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巡抚山西十几年的重臣，都未必能够抚定山西。罗亨信接任巡抚仅一年，重治其罪无异于代人受过。

朕之赏罚，功过分明，罗亨信以坚守宣府之功，升左副都御史；以失察之责，改为专任巡抚大同。

王直看到邸报就彻底看明白了，皇帝对重臣们把山西治理成这个鬼样子，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硬克制着没有发作。

所以王直决定不要再去考验皇帝的耐性，赶紧跑路算了。

对于王直这种知情识趣的行为，朱祁钰表达了高度的赞赏，给足了该有的待遇，以前的事情也统统不再追究。

至此，出现了第一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正统重臣。

接下来是王翱。王翱的资历远没有王直深厚，朱祁钰也没有那么多顾忌，直接便对陈循说道：

“湖广、贵州那边在闹苗乱；我看广西、广东那边的瑶民，也不怎么安分，说不好哪天也得闹起来。

旧的这些叛乱就已经很让人难堪了，如果进入景泰元年，再出些新的叛乱，那也实在太不体面了。而且之前广东已经有黄萧养这个逆贼作乱了，我们一直没顾得上去管。

就改王翱为南京吏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前去抚民平乱吧。

之前广西归五省总督王骥管，现在广西改归王翱总督。将江西划入王骥的管辖范围，以后王骥依旧是总督五省军务。“

大明前期，皇帝的权力还非常的大。再加上大胜瓦剌获得的威望，如今朱祁钰轻描淡写地送走两位吏部尚书，竟然毫无阻力。

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皇帝的决定对在场的大臣们都有好处。前面走了两位重臣，那在场大臣在朝廷上的排位，就又都可以往前挪挪了。

大臣们心中甚至希望：皇帝干脆把胡濙也彻底送回老家算了，就光剩下皇帝的亲信以及一小部分中立大臣，然后大家一起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共创景泰朝中兴盛世。这不比天天斗来斗去的强多了吗。

朱祁钰又对何文渊嘱咐道：“明年就要乡试了，后年会试，这是景泰朝第一次科举考试，一定要办好。

要公平公正、要选拔出一大批国家柱石，这样才能为天下展示出新朝新气象。

爱卿勉之，把这次科举办得圆圆满满，你就接任吏部尚书。出了纰漏，伱也出京参赞军务去吧。”

这就是皇帝的赏罚分明，动不动就要人去参赞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