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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这部小说里，贞观十三年是个神奇的年份。

有多神奇呢？

在第九章附录中开科取士：“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然后引出唐僧的父亲陈光蕊赶考，中状元，与唐僧母亲结婚，唐僧出世，唐生被抛江。

也就是说，唐僧出生于贞观十三年。

然后在第十二回玄奘秉中开篇就说：“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陈玄奘大阐法师，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诸品妙经。”这中间经过了唐僧出家，认母，报仇，共计十八年，那么这时候本应是贞观三十一年，可是贞观根本没有三十一年！

两件事中间隔了十八年，书中还是把时间记为“贞观十三年”……

且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贞观三十一年，按照书中所说，贞观十三年唐僧出世，然后在同一年就成了“得道高僧”，被观音选中去西天取经，这还没到一周岁呢，岂非比“见风就长”的哪吒还牛……

事实上，唐僧取经的那一年是贞观二年。在前一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唐僧决心已定，在第二年乃道途西行，“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

自从穿越以来，房俊渐渐融入大唐这个社会，很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大抵正是因为认同感太强，所以说话行事基本已与当世之人并无二致，而来自前世的习惯已经渐渐模糊，所以警惕性有所下降。

在李二陛下的时代讲《西游记》，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毛病，毕竟这部神神怪怪的小说只是借了唐僧取经的事迹，脑洞大开发挥想象力进行再创作，即便唐僧现在还在印度那边“穷游”呢，也算不得什么匪夷所思的大事。

要是在宋徽宗的眼皮底下讲《水浒》，那才是真正的作死……

可房俊还是加了小心，古往今来所有的文人都一样，他们其实都处在一个强权高压的环境之下，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肆无忌惮的说出来的，一旦抨击到了当权者，分分钟捏死你，哪怕是在现代不会动不动杀头，也有一只神通广大的神兽火眼金睛……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文人们不能直叙胸臆，可对于某些看不惯的现象又不吐不快，他们就会采用一些极其隐蔽的手法，去映射，去隐喻，去讽刺……

房俊不是文学家，他不可能去理解小说或者诗词中的某一句话到底有没有蕴含一些特殊的寓意。小说也好，诗词也罢，不是不能剽窃过来占为己用，只是这其中若是鲜明的提到人名或者事迹，那必然要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