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修路、修各种设施、越来越多的冗余人员，样样都需要当地农民出钱，各种税费累加之下，当地一年的税费负担甚至高达852万元。

平摊到每个人的头上，那就是人均负担元，亩均负担元，一家里要是人口稍微多点，真的就负担不起了。

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如招待费、交通和通讯开支等等。

关键是有的地方，还不顾南唐官方的要求，在私下里胡搞乱来，层层乱加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

甚至在丰收城的另外一些地方，农民每人每年需上缴的费用高达300多元，远高于南唐官方规定的100元上限，一家五口得上缴将近2000元，但实际情况是只需要上缴500元即可。

还有人的家里明明只养了两头猪，可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七头猪来收取，因为他家有七口人，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人头来摊派的。

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

而且由于南唐初创，大家都没什么经验，做起事来难免就会“简单粗暴”一些，比如，当地成立的、由当地官员、警察、联防和村干部组成的，税费征收小组，就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对象。

这些人，经常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搬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家具电器，甚至在征收的过程中，还造成过人员的伤亡。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一位农民，鉴于当地农民生活艰辛，不仅要辛苦劳作还要承受名目繁多的、繁重的各种税费，于是就自费把南唐相关部门下发的减负文件整理成册，拿到当地官方的门口去销售和派发。

同时，他又借机鼓励农民争取自己的利益，去抵制一些不合理的上缴费用，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购买和围观。

当地官员发现后，上前阻止，并发生了争执。

事后，当地官方派人收缴了他的这些小册子，并将这位农民送去了“学习班”，还把他当干部的姐姐给停职了。

关键问题是，在两天后，这位农民却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学习班”里，事情这下麻烦了！

得知消息后的五十多名死者家属，跑去向当地的官方讨要说法，可当地的官方根本就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随口敷衍了几句，就被这些人给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