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显然，尤里的“中国古典哲学”不及格！只能由弘毅亲自出马了。

“云门兄，此处我倒有些一家之言，不知可否一论？”

“大人有何赐教？昌祚洗耳恭听就是！”朱昌祚不能不给皇子贝勒面子，但语气之间依旧是不太服气。

“好！诚如你所说，我们中国先哲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认为人与自然就是应该融为一体的，以求和谐相处。可以说，我们是由内而外，通过内省而外达至臻至善。”

“贝勒爷好见识！的确不错！”

朱昌祚不得不对一个三岁娃娃的学问加以充分肯定。

“云门兄谬赞。而古希腊之人与中原先秦诸子不同，他们思考这个世龗界的时候，是站在这个世龗界的对面去打量它的，好像将世龗界捧在自己手中观察一样。”弘毅小心翼翼解释着，深怕朱昌祚不理解。

“狂妄！简直是无法无天！”朱昌祚果然指摘起来。在他的理解中，天地万物自有其法，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可能跑到什么世龗界的外面去观察世龗界？那里岂不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

“哈龗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云门兄不必太介意。毕竟，我们中国之人历来是敬天法祖的，就连历朝历代的君主，只有真龙天子才可替天吊民？而西人却历来把上天之事完全交给了上帝或者诸位神仙，天庭与人间之间全靠教士或者巫师来沟通。想必就是如此吧？”弘毅说了一个朱昌祚好理解的理由。

“唉，果真如此，毕竟是蒙昧而不得教化啊！”朱昌祚如愿占领了道德高地，也就十分气度的“原谅”了西方人的“无知”。

但其实关于这一点。弘毅有自己真正的理解，那就是关于先秦、古希腊这两个几乎同一时期，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这是他当年课程结业论文的题目。

弘毅认为，两者的区别，首先可以通过对自然哲学形成时期的不同宗教背景做个比较。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是官学的主要成分，它受“贞人筮官”的控制，并以经典文献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向自然哲学的过渡是非常滞缓和不彻底的，表现为对“天”的认识的具体化；在古代希腊。宗教意识没有成为官学。相反，它通过民间学派的辗转传播，被消弱了权威性，因此。比较迅速和彻底地为自然哲学所代替。表现为对“始基[4]”的认识的具体化。

其次。可以以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为代表进行比较。老子的“道”被用来指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道”被用来指火与万物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巴门尼德的“道”则用来指认识万物的途径。

在综合程度上，老子的“道”是最高的。它既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是“动”和“静”的统一，因此也最显得空洞和含糊，以致于后来被窜改得面目全非；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道”在综合程度上尽管不如老子的“道”，但或则阐发了一和多、对立面的斗争与同一，开始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显得更具体和明确。由此可以说明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

再次，通过目的观念的比较也可明晰：在中国，目的之导入自然，表现为天的理法化，其契机是寻求天道的依据，以附会人事和学说；在希腊，则表现为把神意强加于自然，其契机是寻求自然的作用因，以解释自然的生成。目的之导入自然，在战国儒家的五行说中，以人为本位；在柏拉图的自然学说中，则以神为本位。

最龗后，可以通过对《易大传》和《形而上学》两部著作的比较，看到形成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基础，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

《易大传》是战国儒家对《易经》的注释，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自然的思想，可被看作先秦自然哲学思想的最高综合。《易大传》核心是以天地为准则，作为人事的依据，它既是周以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集成，又为秦汉“天人感应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