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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一个朝代，君主对臣子的绝对信任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纵观数千年历史，只有对君主绝对忠诚的臣子层出不穷，却没有对臣子绝对信任的君主可以长治久安。这在“家天下”的时代，不言自明。

福临虽然坚持“用人不疑”，却绝不能以为他就真的笃信这一套。皇帝越是深明大义，越应该准确理解其深刻用意：满清入关不久，天下未靖，对于汉臣，无论在旗在民，都要极力拉拢，才能确保满洲统治。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收服汉臣的重要性——

顺治年间，全国所有地方总督一级官员，汉人占了百分之百！其中汉军八成，汉民两成。到了州府这一级，汉人官员仍然占了百分之百！只不过汉民占了八成，而汉军就降为两成。也就是说，无论满蒙，在地方政权之中，占据一把手位置的数字，是一个响当当的“零”！

推而广之，结合清初顺治年间的遗民东北政策，其时即使是在关外，除了盛京附近业已形成的旗民格局之外，广袤的东北大地，几乎所有的郡县、乡村，都是汉臣当家！

福临如果不一而再再而三得对汉臣表示完全信赖，就需要对全国的地方官进行大换血。而这一点，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即使是整天介说对汉臣完全信赖，好些个前明遗臣。不还是像李际期、李雯一样，冷不丁就发觉自己成了皇汉的汉奸一般，瞬间心灰意冷，自甘堕落？

所以，表面文章必须做。只不过，私下里对汉臣，特别是手握大权的汉臣做一些监控与防备却是必要的。中央层面的六部满汉分列，地方驻军八旗的监视，都是重要的布局。

但弘毅weishenme还要罗哩罗嗦、喋喋不休，非要在“用而疑之”这个“浅显”的道理上纠缠不休呢？问题的根源还是郑芝龙此人的与众不同！

郑芝龙在弘毅的历史观中。是一个另类。最为关键的。是他较早接受了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大兴海上贸易；同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有着扬名立万、永载史册的精神追求；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汉人。又不可能死心塌地真得效忠入关不久的满清政权。这三点结合在一起。弘毅决定在自己的十七世纪中叶历史中，给他更大的发挥舞台，用他的行动。去开拓一片中华文明本应有可做选项的一条新路。至于是什么新路，当然不能向满洲皇帝合盘托出！

现在，弘毅的首要任务，是好好阐述对郑芝龙“如何用”和“如何防”的问题！

“用而疑之，疑而防之？对同安王此策，玄烨如何规划？”福临总结了一下儿子的言论，故意增加了“对同安王”这几个字眼并加以强调，是为了尽量大小汉臣的鼓励和忌惮。

“皇阿玛，儿臣以为，用者在四处。”弘毅准备简短作答，一方言多有失。

“一者，用其‘尤善海商’之能于海路官家商队，以广取厚利，贴补府库、充盈军资、体恤民生；二者，用其‘崇儒安土’、之愿于陆上郑氏家族，令他满门光宗耀祖，以安定东南，使其子郑森等人感念皇恩、永不‘反朝’；三者，用其‘冒险犯难’之性于提领东南水师，以提带将士水性战技，进而拓海自强，保我大清领海属海安定；四者，用其‘兼容包蓄’之心于钳制红毛西人，许其父助子业以豢养郑氏兵力，图谋早日收复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