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和皇帝长久不语，慢慢领悟其中深意。这急缓两策，如果做成，关外则可衣食无忧。但是还有一处紧要，就是一旦令郑芝龙这个前明时期的大海盗兼海商，再次驾船往来海上，才是真正鱼归大海了，却也不能不防……

弘毅看在眼里，接着说道：“浙江巡抚秦世祯去年曾上书朝廷，获准编练水军，此时东南初定，可命郑氏二王将所辖水军拨出六成交付秦世祯调遣，护航同安王北上船队，儿臣以为，他们一定奉旨行事！”

“好！”福临和皇太后不约而同、脱口而出！一石二鸟之策，谁还会半点不准的道理？

三日之后，京师各部纷纷忙碌起来：

兵部，设，由原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转任，管辖列拿河[3]以西、叶尼塞河[4]以东，北海（贝加尔湖）以北，北抵北冰洋冰盖（玄烨命名）。由其子巴海继任，管辖开原以北、北冰洋冰盖以南、列拿河以东，含整个东北滨海地区，包括库页岛、北岛（堪察加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极至倭国本岛以北。新设，暂由济度代领，管辖北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以西、鄂毕河[5]整个流域（包括北冰洋冰盖以南的鄂毕湾）以及额尔齐斯河[6]流域广大地区。这样一来，乌拉尔山以东、亚细亚北部的绝大部分领域名义上都属于大清国土了。

小玄烨在对皇帝的陈述中特别强调：乌兰乌德昂邦章京的辖区，必须是以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两大河流的“流域”为概念，而不是主河道的东西为区别。这说法让福临大惑不解，认为“不可细分”，而弘毅针锋相对的提出，以上土地虽然现在鞭长莫及，可是大清最先提出其明确归属，是为了杜绝罗刹的野心。现在虽然地广人稀，可是假以时日，分兵把守，才能永绝后患。这才勉勉强强争取到了福临的许可）。

吏部，会同刑部，定《大清官吏远治边民、戴罪立功考察例》，一时间响应脱罪的戍边官吏不下百余，不得不按其才能德行分等分批送往呼玛尔、北海乌兰乌德、尚阳堡与宁古塔等地。

工部，携两道内容相似的圣旨，快马自京城驰往福建、浙江，开工督造海运大船。

户部，传令各省总督、巡抚，即日起在民间搜寻玉米、大豆、土豆等耐寒高产作物，征调耕种农人，自愿前往盛京以北试种。

皇二子玄烨还特别恳请皇上，说六部之中，只有礼部无事，不能让他闲着。于是福临下旨礼部，要其会同户部，每三年选派数十名进士，分往各处北地要塞，设立官学、散播文明、开化荒蛮，任期结束，可回京授予翰林院庶吉士[7]。

一场看似偶然为之的小规模移~**动，开始悄悄实施……

[1]流，放逐，流放，古代五刑之一。徙，古代称流放的刑罚。流徙，其实就是流放。清代初期，黑龙江地区为流放犯人之地。被流放的犯人，史称“流人”。当时东北地区主要流放地点有：卜奎(齐齐哈尔)、宁古塔、三姓(依兰)、阿勒楚喀(阿城)、伯都纳(扶余)、席北、珲春等地。但宁古塔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放地。发配到东北的流人主要有获罪文人与官吏、反叛士兵、手工业者和各种会道门分子。

“流人罪状不一，皆标名目，曰书案、曰花案。书案以文字得祸、殃及子孙，禁锢塞垣，有至四五代者”。《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廷规定外遣之犯，应发宁古塔、吉林、黑龙江等处安置。同时规定流徙席北者俱改为流宁古塔。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规定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流徙宁古塔；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规定侵欺钱粮婪赃衙役除死罪外流徙宁古塔。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规定凡3次窃盗、诱卖人口、药饼迷拐等犯俱流宁古塔披甲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