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将辛稼轩、将虞候赵隆、参事官6务观等人，也被我一一打出去作为监理官，随这些临时混编部队一起行动，之前随大队行事时，我独断专行下的居多，倒是没有多少他们挥和表现的余地了，也乘机混熟基层，接接地气。

而留在驻地的我，也不是随便就气妥，甘于平凡寂寞的人，既然短期内正面战场上难有建树了，那我就干脆别出蹊径在别处另想出路，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郑艇哪里的随军商团，却给我送来了一些利好的消息。

然后我专门沉下心来，一边历练部队，一边通过指示和影响后方的驻留商队，与那些二三线的友军，做起互通有无的生意来，连我部的几个主官，相应的人脉关系渊源，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对于这一点，除了出身优越的6务观，以不务正业之嫌而持有保留态度外，包括辛稼轩、赵隆在内其他人倒是坦然接受了从中有所出力，并且因此受益的结果。

其中最意外的是，将虞候赵隆因此私下突然来找我，很有些掏心窝子的说了一番宽慰我的肺腑之言：

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没有必要介意太多。身为一军之长，既不私下谋求进益，也不聚敛财帛于私囊，凡有好处尽散与部下，这在开国鼎业的时期，足以成为一时人臣、军家的表率，但在格局已成的承平知世，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就算是在大梁成百上千的军将中，我这种类型也可以说是过于反常的异类了，至少我还有个藩家的背景，有足够的底气和本钱，可以不惜代价来打造名声，但过于爱惜羽毛的结果，则很容易不见容于上司、同僚之间。

史上也只有那些背景靠山，都极为硬朗的特殊人物，才能不在乎这些杂音和物议，自行其是闯出一番天地来，而对于我来说，则是有些刚则以催的道理。

对于我哪怕自己私下弄脏手，也不愿意让他们违背武人的底限和良知，令部下染上恶习和沾上无辜之血的做法，很有些感动云云。

而他之前就是因为长期没能明白这些变通的道理，而将心思一直扑在行伍之上，这才在军伍仕途中很有些坎坷，白白浪费了提携和厚爱，如今他辗转到了我的麾下，也很珍惜这个机缘和前景，自然希望能够跟随我走的更远一些。

对此，尽管满是你其实拿错剧本会错意的内心吐糟，我也只能是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姿态来，感谢他的关心与信重。

相比之下，第三营都尉崔邦弼，则显出更多积极参与的热情，主动请命接下来了这个对外联络人的职责。

而且在我提出，这些收益将拿出部分来建立一个战地救济基金，用来未那些伤残和阵亡的将士，及其关系人等提供某种相应标准的安置和抚恤，日常由辛稼轩负责维持运作，赵隆负责监理其用途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自惜羽毛的6务观，也没有明面上继续反对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