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重农轻商”的理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展进程中，大多数的时间维系了社会的正常展，到了封建社会展的末期，才转变为社会的阻碍。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谈一谈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的原由和依据。

一、“士”这一阶层所代表的是读书人、文化人，读书识字并参与国家考核的称为“士子”。

儒家将“士”列为第一阶层虽然有自抬身价的嫌疑，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儒士”几乎完全占有了知识份子阶层，其他阶层则基本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作为掌握知识和学问的唯一社会阶层。“士”成为第一阶层本身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特别是那时候的皇帝，他的普遍观点是“吸引儒生、拉拢儒生、利用儒生、改造儒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皇帝的皇位才能够坐的安心。

二、“农”凌驾于“工商”之上成为第二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广收诟病的一条，认为正是这一思想妨碍了工商的展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大环境，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才是历史的真实。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失去生存的大前提下，谈什么都是空洞和无用的。

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作物品种原始，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低下，导致农作物单位产量低下，查一查历朝历代的农业数据，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或者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初期的亩产量和现在的亩产量也可以作为参考；

2、单位农田面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工作量大――耕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加工（打谷、磨面）等等，劳动方式原始，基本依赖人力（少量使用畜力），对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需求高；

3、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更为低下，旱灾、水灾、蝗灾对农业收成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4、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手段原始，丰年的余粮并不能长期积蓄起来以应对灾年的危机。

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存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谈呢？大灾之年，更是往往演变为动乱之年。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代表着农业人口可供养其他人口的比例和数量。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过度抢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

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

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许多并无实用价值的“淫巧之器”，出于中央之国“妄自尊大”的思想蓄意贬低，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结果这四个字的本意反而被遗忘掉了。

四、“商”成为了第四阶层，于是大家就以为儒家贬低商人，并将其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没有商业行为和社会产品的交换，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儒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将“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入到“士农工商”的行列中来。

在“士农工商”以外。僧道尼、奴仆（尤其是太监）、盗贼、乞丐、娼妓、优伶、王八、吹鼓手（乐师）等等，才是儒家真正鄙视和反对，并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僧道尼、太监之流除外。因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往往受到帝王的重视，儒家只能偶尔地打击一下。多数时间只能以清高的鄙视和不屑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

明清年代常常将犯了重罪的家族贬为贱民，改为贱性。只允许从事上述的一些贱业作为处罚，即可见一斑。

儒家的划分依据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事生产活动并产出实际的社会产品的地位高，任何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产出的地位低（当然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儒生士子等占据了统治阶层的是除外的）――他们的存在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供养，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是有其先进性和必然性的。

商业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产出任何社会产品，然而于社会又是必需的，所以儒家将“商”摆在了最后的一个社会必需阶层地位。一方面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展。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商”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商”的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商业流通的基础是运输，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商业运输的成本是相当高的。6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人吃马嚼，度又慢，消耗巨大，更不要说越过复杂地理环境的运输了。

以生活必须的盐为例，江苏（淮盐）和广东（粤盐）均有很高的产量，但是内地（两湖、河南）所用的基本是淮盐，粤盐则受阻于南岭。

内河水运是古代唯一可以实现廉价大量运输的运输方式。古代的中心城市莫不临水而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中国的经济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水运也存在水道，自然气候和水情等制约因素。

至于说到海运。在封建社会的科技条件下几乎可以暂时忽略，航海技术到明清时代才算基本成熟，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没有现代的天气和海情预报、船只抵御风险的能力又低的条件下，航海的风险比内河水运大得太多，一旦将风险成本加到运输成本中，只会比6路运输和内河水运高得多。

由此因此，在古代社会，士、农、工、商这四个不同的阶级排位还是有着一定的必要的，否则。社会就会大乱，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古代思想的影响，让现在的人们，面对着官员的时候，心里面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股低人一头的自卑感。

特别是在现在的很多人心里面，官本位思想极其的严重。

“官本位思想”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糟粕”的那部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什么是官本位？官本位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

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