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武帝的五铢钱为例，朝廷赋予一枚铜钱一个钱的购买力；与此同时，这枚铜钱是由五铢重的铜铸造而成，其金属本身的价值和朝廷赋予的流通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

换言之，五铢钱即是货币，也是商品本身。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平衡和性质，朝廷根本不怕多铸五铢钱，只怕铸得不够多——

毕竟民间多的是乐于收藏钱币的大户人家。

但王莽新币、董卓小钱、刘巴的直百钱则不然，这些钱的材质重量——暨本身的金属价值比不上五铢钱，但朝廷却赋于它们十倍、数十倍、甚至百倍于五铢钱的购买力，试问这样的钱币多发、滥发，其后果不就是掠夺民间财富，并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吗？

殷鉴并不远，董卓铸小钱后，朝廷钱币就失去了信任，百姓便自觉舍弃了更加便利和易于检验的金属钱币，开始使用谷物、布帛等必需品进行交易。

一直到现在，魏国还是将以物易物作为主要的交易手段。

所以历史学家对于汉武帝行五铢钱制评价极高，称其为中国货币史上极其伟大的创举。

虽然中间一度因为战乱、军阀而中断，但断断续续一直到使用到隋朝，流通了近七百年，最终被差不多性质的“开元通宝”所取代。

所以在姜维看来，解决通货膨胀和朝廷失信最好的手段，便是恢复祖制，行五铢钱制；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行五铢钱制需要数量巨大的铜矿支持，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时益州尚未完全开发，铜矿产量极其有限，骤然之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铜矿供应得上来。

果见刘巴冷笑道：“益州若有足够铜矿产出，主公径直多铸五铢钱便是了，老夫为何要献铸直百钱之策？还以为有什么高深的言论，原来不过如此！”

姜维也不气恼，淡然道：“唯有溯本清源，方能拨乱反正。行五铢钱制为本，此乃万世不易之理。今日虽然不能骤行，不代表日后不能行。”

心中同时道：“清代有著名的滇铜，应该在云南方向，看来等行完平羌策后，经营南中也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这厢，刘巴还要反唇相讥，马良忙抢道：“不是还有中策吗，还请伯约讲一讲这中策又当如何？”